帶著心靈的鐐銬自由地飛翔。
是誰，在那風雨飄搖的時代，潛心躲進書房長年寫作，在人類思想的河流裏盡情遊騁？翻開人類哲學日曆，是誰從不願將自己求索哲學的思想成果寫成哲學理論？只想以文學作品形式表達，但後人卻仍視其為存在主義的先驅？
又是誰？當國家奉行政教合一 、宗教與國家政權和民族文化結為一體，個人意識被淹沒在群體觀念之中的年代，身為一個基督徒，卻用他那清麗的文筆，激烈地批評國家教會，譴責自己的時代，摧毀一切據稱為牢靠的東西？誰的靈魂終生被憂鬱和不安所占據，通過自身體驗，發現了這種文明時代的通病 ，進而為人類的基本處境及人類精神的健全而苦心焦思？
虔誠的叛逆者
就是這個人──齊克果，丹麥的局外人，哥本哈根城中的蟄居者，基督徒和神學家。他的時代，是十九世紀上半葉。
對於如今的丹麥來說，在哲學和神學上，齊克果幾乎是這個北歐國家的唯一驕傲。作為十九世紀最純粹的新教神學家，一個信奉基督教信仰的衛士，你很難將他對信仰的虔誠，與他聞名於世的「叛逆者 」形象聯繫在一起。他年少時曾負笈德國，當時歐洲盛行的黑格爾哲學，齊克果的態度是，我要摧毀它──他既不喜歡這位「普魯士國家的忠僕」，也不能認同這種哲學對具體人生的苦悶和痛苦存而不論，更指斥其是「用思想整體來犧牲個 人、使人非人化的哲學」。對於丹麥教會作為國教的至上權威，他竟發出了公開的挑戰──你們違背了基督教的崇高理想，他說，教會當局應當進行懺悔。丹麥人啊！請停止參加官方禮拜，退出教會吧！
這就難怪了，一部思想史貼在齊克果身上的標籤是：最具反叛性的哲學家、最具懷疑性的神學家。我們通常會認為思想史上的叛徒總是強者。可現在幾乎所有關於齊克果的文字介紹，都將他刻畫成一個從外表到心理都並不怎麼剛強的人──自小體弱多病，先天駝背、跛足，性格憂鬱內向，脾氣孤僻怪異 。那麼，這樣一個羸弱的人，為何體內蘊聚著一股非同尋常的能量，敢於挑戰那強大的正統哲學理論和國家教會？執著於在著述中有意識地對抗時代的主流思潮和傳統？他內心那反抗的火苗，如何能夠騰空而起，進而驚擾時代的夜空？
答案是，這顆曾經飽受創傷的心靈，在經歷了幾番掙扎和風暴過後，已經長成如橡樹般無懼於時代的風霜雨雪。他試圖用自己的反抗和質疑，去救贖這個貌似文明的世界。儘管生前受盡國人詆毀嘲弄，在他死去的時候其著作也乏人問津 ，其思想不為世人所理解。可是他依然自信：「雖然在我的時代無人理解我，我終將屬於歷史」。
一個寬廣的世界
記得多年前一個秋日的午後，當時正讀碩士的我在大學的圖書館借了兩本書──《懼怕的概念》和《致死的疾病》，一個寬闊的世界徐徐在我面前展開。這兩本書分別描寫了齊克果認為的人類存在論的兩種狀態──焦慮和失望，但他的文字卻沒有流露出驚恐或者頹廢，行文略顯晦澀卻仍不失閱讀的美感和奔放的文思。或許，這與他的人生經歷、生存體驗，和他的「我忘卻了生活的痛苦，我被思想層層包圍」的獨特感受有關。
齊克果的父親是一位篤信宗教的商人，然而這個小齊克果眼中「 最憂鬱的人」帶給家中憂鬱、壓抑的氣氛，加上嚴格的宗教教育，使年少的齊克果戴上了沈重的精神鐐銬，他這樣自白：「從孩提起，我就處於一種巨大憂鬱的威力之下」。他雖成為虔誠的基督徒，卻也在他的內心深處種下了叛逆的種子。
而當時的丹麥連年戰亂，時局動蕩不安，處於民族歷史上的陰影時期。這個可憐的小男孩一邊感嘆「我的出生是犯罪的產物，我是違反上帝的意志而出現於世的。」一邊時常感受到死亡的寂靜正向他周圍逼近，彷彿他的一生都在贖罪，他已別無選擇，除非長大後──成為一個最接近上帝的思想者。
所以我們不難理解，齊克果不僅將焦慮和失望──這兩種情緒視為他自己的獨特體驗，更進一步視為人類的共同命運。他在《懼怕的概念》這本書裏探討了關於「焦慮」的問題，他特別舉出那個著名的亞當與夏娃吃禁果的事例，以此作為人類墮落的象徵，並從這一事件入手，對人類進行深入的心理透視 。讓我們來看看他對人類焦慮的分類：第一，是「無法實現」的焦慮 ，人們因為受到限制，而有不能實現自己的焦慮；第二，是「想要實現」自己，和「害怕實現」自己的雙重焦慮。
為什麼呢？因為在人類墮落之後就會產生焦慮，他解釋說，而後，就會生出內疚，內疚又帶來焦慮，焦慮的極限就是──失望。世世代代人類啊，就這樣在焦慮和失望之間做鐘擺式的徘徊與苦惱。
人類致死的疾病
而在《致死的疾病》一書中，齊克果從自身受苦的生命體驗出發，把失望乃至絕望視為──人類「 致死的疾病」，它對人的折磨簡直就是痛不欲生。齊克果將絕望看成是不接受每個人不想要的自我或者現實，最終失去自我、敗於現實，相當於基督教所講的「原罪」。
再讓我們看看他將世上的絕望層次進行的分類：其一，低層次的絕望在無知的人，一心只知世俗事務，這類人沒有自我意識，不認識自我的永恆性，更不知道自己陷於絕望；其二，另一些人意識到自己為渴望得到某些世俗事務而絕望，但仍沒有自我永恆性的意識；其三，還有一些人開始意識到自我和永恆性，也意識到自己為世俗事務而絕望的軟弱，為此他們也就不願接受這個自己，結果陷入另一種絕望。人類的絕望，幾乎沒有人逃脫得開，哦不，人類致死的疾病──多麼可怕又多麼地折磨人！他嘆息。
我覺得齊克果不像是在作理論研究或是文學創作，而像是一個兢兢業業的精神科醫生，冷靜地向「 身被心囚」的人類送上令人惶恐不安的診斷書。你甚至也可以，將之看成是齊克果對自己生活的回憶和親身經歷的表達。
對他而言，失去了親人、愛情、健康和社交生活，「文字表達」成了一件頂重要的人生大事。而他身為地處歐洲邊緣的丹麥人和家庭社會中「多餘之人」的雙重邊緣身份，和他憂鬱的血液，使得他擁有高度敏感的心靈和解析的能力，和一種憐憫人類的情懷。為了更深探索人類心靈，他離開人群，一個人年復一年在寂靜的書房裏，沈思。
寂寞中有紙和筆相伴，還有文字的言說。他直率地說出了一個可怕的事實──絕望具有普遍性。就好像在醫生眼中的每個世人都有疾病一樣，在精神科醫生或者心靈醫生的眼中──人人皆有絕望。齊克果進一步說，人處於不同的存在層次，就有不同的絕望：感性的人為世俗事務而絕望；理性的人則為拒絕自我，或選擇視絕望為最終的真理而絕望。
這不僅是丹麥人，或是歐洲人的症狀，也是全人類的症狀。既然人類無可避免地生活在「焦慮」和「絕望」之中，怎麼辦呢？齊克果不再用理性的敘述方式，而是以用充滿激情的語調宣告。
靠「信心的一躍」
「信仰是擺脫恐懼和絕望的唯一方式。」因為人的有限和人生的短暫，人總得要面對時常相隨的焦慮與絕望，可上帝為現世的人類預備了通向永恆的道路，人只有靠著「信心的一躍」，跨越看不見底的深淵，進入宗教的層面，才能重獲希望，擺脫絕望。
這一種聲音如此冰冷卻又如此真實，這個人說出了我們生存的真相，也道出了我們突圍的方向。他冷靜的語調在他身後的每一個世代裏迴響著。我常想，假如他活到廿世紀，又會有怎樣的一番思考？我想起了詩人穆旦在 1947年寫的長詩《隱現》中的幾行詩句：
站在這個荒涼的世界上，我們是廿世紀的眾生，騷動在它的黑暗裏。
我們有機器和制度，卻沒有文明。
我們有複雜的感情，卻無處歸依。
我們有很多的聲音，卻沒有真理。
我們來自一個良心，卻各自藏起。
那使我們沈迷的，只能使我們厭倦。
那使我們厭倦的，只能挑撥我們一生。
這首驚心動魄的詩，描述了一個更加絕望的時代。十九世紀的齊克果，想像不出廿世紀的穆旦身處的時代場景，這是一個人類文明被兩次世界大戰和極權主義深深撕裂、人類心智被急功近利的現代化日益重壓的世紀。透過詩人的眼睛，我們看到廿世紀人類精神的破滅與虛無，換成齊克果的語言來表述，則是焦慮和失望。
面對這樣一種空前的錯亂和荒涼，傳統的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惑，我們的心靈像風中的殘燭般迷茫而又無力。在踏入廿一世紀的今天，十九世紀那個丹麥人時而低沈、時而激昂的聲音，又在我們耳邊響起。他對人類文明時代病症進行探究的文字，註定了通向未來；在其離開人世一百年、兩百年後，依然讓人們受到震憾。
助人療傷的朋友
齊克果論述的問題，究其實是世間生靈的人生問題。他不是在向世人展示「人生的創傷」，而是站在人類的高度，熱心地幫助他人療傷止痛。當然，在生活中受創傷的，不只他一人，還有其他許多人。
可是他的同時代人似乎並不領情，他宣稱，「我寫這些東西似乎應該使頑石哭泣，但它們卻只是使我的同時代人發笑。」作為一個立誓「摒棄肉體，成為精神」的思想者，齊克果在長年的孤獨和誤解中堅持讓自己的思想自由放飛，他在理性的思考之外，自始至終保有一種赤誠的熱情。
所幸，這種熱情扎根於他「把 人看得高於一切」的信念之上，源自一個有信仰的思考者對真理和永恆的追求。我覺得，儘管我們今日的世界已遠不同於齊克果的時代，但是不管你的人生境遇如何，神確實是一個最好的朋友，祂能夠理解你的痛苦，撫慰你的悲傷。只要你願意將自己的心門敞開，然後在人生旅程中敢於縱身做那信心的一躍 。也許生命的奇妙正在於，儘管人生並不完滿，但是依然可以帶著心靈的鐐銬自由飛翔。
註：齊克果(Sren Kierkegaard,1813-1855) ，丹麥哲學家、神學家及作家，一般被視為存在主義之父。
(作者為人文學者、作家，著有未刊評論集政治，你有多少的罪惡？》、隨筆集《 羽毛筆的自由》、人文隨筆集《火焰不死》等書，現居於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