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 楚寒

愛非洲，史懷哲奉獻自己；愛上帝，史懷哲委身基督。 一個青史傳名、流芳百世並且跨越時空界限，歷久傳誦的非凡生平；一個並不久遠，近得就像發生在昨天的傳奇。他的傳記一再地訴諸於文字、畫冊和電影，讓世人感知人類生命形態的豐富，和精神世界所能臻至的高度。 多才多藝的「叢林醫生」 他就是被譽為「叢林醫生」、「非洲之子」的史懷哲(註)。這位才華橫溢，身兼數職：醫生、樂觀的哲學學者、信奉歸正神學的牧師、神學院講師、鍾情於巴赫音樂的管風琴演奏家。最為世人樂道的是，他奔赴於千里之外的非洲，經年累月地櫛風沐雨，在窮山惡水的蠻荒叢林地帶，志潔行芳，痌瘝在抱，矢志不渝地行醫達半個多世紀。 這位天資穎異的德國通才，世所罕有的醫生，他的卓越處在於兼備醫學、哲學、神學和音樂四種不同領域的才華，並且在後三種領域均取得了不凡成就，而立之年就已經聲名鵲起，數本著作在業界備受矚目。然而，就在事業前程處於盛名之際，他卻做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決定：放棄聲勢正隆的學術事業和演奏生涯，決志到非洲原始叢林從事醫療服務。 因此，1905年史懷哲重新進入完全陌生的醫學院學習醫學和手術，八年後的1913年，終獲醫學博士學位和醫師執照。因為他篤信，實踐生命的意義，僅有科學和技術的知識是不夠的，還更應當成為道德倫理的身體力行者。因此尚在年少時，他就立下這樣的志向：「三十歲以前要把生命獻給傳教、教書與音樂；要是能達到研究學問和藝術的願望，那麼三十歲以後就直接進入一個服務眾人的領域，把個人奉獻給全人類。」 黑暗大陸的呼聲 非洲叢林，一個遙遠又陌生的地方，即是他實踐志願的目的地。一個多月的水陸旅途，他晝夜兼程，一路上往事不斷在腦海中浮現。他憶起年幼時曾看過的一個非洲人的人頭雕像，那雕像臉上憂鬱而若有所思的神情，彷彿在向他訴說著黑暗大陸的創痛和需要。 援助。那篇報導勾起了他自小就萌生的服務與救助困境人群的心願。這些記憶的片斷讓他思潮起伏，不能自已。一番舟車勞頓之後，一只獨木舟載著他抵達目的地──蘭巴雷內，位於當時法屬赤道非洲的中西部，後來的西非加蓬境內。這一年是1913年。 他卸下籌辦診所的七十大箱醫療器材、藥物和行李，安慰身邊的新婚妻子。日光熾烈，他的身軀在日頭下顯得有些疲累，內心卻思潮澎湃。這位遠涉重洋的醫生將進入這塊終身與他為友的土地上，在相守中兌現忠誠，也兌現對生命的承諾，希冀以自己滿腔的熱忱，來撫慰眼前黑暗大陸的累累傷痕。 這是一片被世界遺忘，充滿蠻煙瘴霧、疫癘肆虐的荒野之地。它在赤道附近，氣候終年赫赫炎炎，永是毒烈的太陽當空，炙烤得大地滾燙發紅。那些兇猛的黑色豹子、蠕動的毒蛇和低空飛翔的鳥禽，在熱帶雨林中隱約出沒，特大號的螞蟻和蚊子鋪天蓋地，危險無處不在，疫疾四處流播。目睹一個蒙昧、落後、氣候惡劣、物資匱乏的蠻荒之地，在天災頻仍、人禍不斷的蹂躪下群黎受苦，病患侵襲。他的雙眸隱隱作痛，淚光瑩然，心中那個救死扶傷的心志宛若河出伏流。 史懷哲在自己所住的木屋邊建造了一個叢林診所，開始在狹小、悶熱的空間裏展開工作。每天從各處趕來求診的患者擠滿了診所，患心臟病、肺病、精神病、脫腸、橡皮病和膿傷的病人絡繹不絕，而熱帶赤痢、痲瘋病、昏睡病、日曬症及疥癬更是普遍而又可怕。 你們是我的兄弟 這位仁心仁術的醫生遂每日忙碌不停，完全免費地為病人診斷、治療、開藥、動手術、施行搶救、清洗、包紮傷口、消毒。從一個病人到下一個病人，他終日只爭旦夕、精疲力竭地實踐著自己的使命。在他看來，病痛是僅次於死亡的苦楚，而醫生的職責就是要服務有病痛的人，為他們解除這痛楚。「更重要的是，服務你們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非洲的黑人啊、染疾的患者啊，你們是我的兄弟，而我是你們的兄長。」因此，再繁重的醫務他都不以為苦。 在叢林地帶行醫數十年，他在逐漸摸索出熱帶病診療技術的基礎上，陸續建起了手術室、檢驗室，並將精神病房、傳染病房與普通病房隔離開。他按照土著村落的格局組建綜合醫院，鼓勵病人攜家屬前來做飯和護理。他不斷地擴充設備、重建醫院、增加病房，以便服務、醫治更多的病人。在他離世時，這個綜合醫院已擁有七十幢建築物、三百五十張床位，和一個能容納兩百多名病人的痲瘋病院，每年為數字龐大的患者，尤其是貧困患者提供醫療服務。 他以殫精竭力的辛勞，將自己煉成了一個「在最完整的意義上成為人；為了人而成為人」。以至於當那位創立了相對論理論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獲悉他的行事為人時，深深地發出了一聲感嘆：「像這樣理想地集善和美的渴望於一身的人，我幾乎沒有發現過。」 史懷哲的奉獻如此徹底，如此的非日非月，為天下明。他讓我看到了人類文明在被兩次世界大戰和極權主義深深戕害，人類心智被急功近利的現代化撕裂的時代，還可以循著這個人的生命形態去活出另一種豐富人生的可能。 最令人動容的是，他從不按照歐洲社會或白人世界的生活標準，去看待他所服務的人群。而是以寬廣博大的胸懷，去接納生活方式與行為規範有著極大差別的非洲土著和黑人，並為他們承擔危險工作的勇氣；不知疲倦地連續數日運送病人的舉止而感動，也為他們不得不捲入白人的戰爭，在饑餓、恐懼和病痛中悲慘地死去而哀痛。 尊重生命 當他的某些同胞把黑人當作劣等民族，揮舞著納粹旗幟在德國大地上狂舞時，他憤然斥責道：「我始終堅信，生活在大自然懷抱中的黑人的生命力，要比自詡為文明世界中的人來得強韌，也更能忍受疾病的煎熬。」 置身非洲叢林與水流沛發的原始世界；痛念一次大戰生靈塗炭的悲劇；接觸飽受疾病折磨的病患，1915年，他遂提出了「尊重生命」的倫理學理念：倫理的範圍應擴展到一切的動物和植物，不僅對人的生命，而且對一切生物和動物的生命，都必須保持尊重的態度。 這是他此生最重要的信念，也即該如何對待世間一切生命的態度：「善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的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則。」「只有當人類認為所有生命，包括人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聖的時候，才有倫理可言。人類應該意識到，任何生命都有價值，我們和牠們密不可分。」 這些閃爍著真知灼見之光的觀點，成為二戰後數十年諸如：反戰和平、綠色環保、病人權利、動物保護等社會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也讓後人不斷地緬懷這樣一顆悲天憫人、博愛而純良的心靈。從叢林中發出的這一關於生命倫理的希世之音，有如霰雪般澄淨透明，歷世數十載而日久彌新。 註：艾伯特·史懷哲(1875-1965年)，德國阿爾薩斯的通才，擁有神學、音樂 、哲學及醫學四個博士學位。他在西非加蓬創立蘭巴雷內醫院，長期在西非加蓬從事醫療服務。1953年獲得1952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

愛使皺紋轉化為光輝。 德蕾莎修女的故事，和她那如水晶般明淨純誠的心靈，曾深深震憾了我的心。我曾多次閱讀她的傳記及介紹她的文字，每次都感到胸腔中湧動著宣洩的激情，宛如一股隱身林間的山泉，渴望著匯入河流。 充滿苦難之城 現在讓我們再次看一眼南亞次大陸，它的東部恒河三角洲地帶，那個曾經英屬的印度首都，以騷亂和貧民窟著稱於世的城市。連年的戰禍，慘烈的饑荒，不斷湧入的難民，大規模的暴力事件，髒亂污穢的貧困棚戶區，難以控制的霍亂和痲瘋病，嚴重的能源短缺、地震、旋風和雷暴雨的威脅。苦難的加爾各答啊，你的軀體在歲月中抽搐和顫慄！ 當新一輪印巴衝突爆發，難民潮如海水般湧入的時刻。一個出身在千里之外，南歐富商家庭的么女，少時接受傳教士訓練，成年後接受醫療訓練的慈善工作者，日後被譽為「加爾各答的天使」，被世人稱為德蕾莎修女，卻毅然地遠赴東方，來到這座名副其實的噩夢之城。此時的她感到心酸和沈重，同時卻又覺得歡喜和欣慰，因為承載著今生的使命，從這刻起將要付諸行動。她留下了一則流芳後世的故事，讓我們感知人類靈魂所能達到的高度。 德蕾莎修女早就為這一切做好準備，只因少時在一家教會的兒童慈善會裏，曾被耶穌基督那驚心動魄的聲音打動──「我饑餓，我受難，我無家可歸」。一個女童幼小的身軀立時填滿了無邊無垠的悲憫，在那一刻，她立志要用盡一生去服務貧難。如今面對餓殍枕藉、哀鴻遍野的東方之城，她對自己說，我要留下來。從此遠行者的餘生啊，將要紮根於異鄉的土地。 服事窮人中的窮人 在這個暴戾而又喪亂的城市裏，正是德蕾莎修女帶來的那不顧一切的愛、盼望和信心，成為唯一能夠對抗黑暗和罪惡的力量。她脫下藍色的修女長袍，穿上印度平民婦女常穿的白色棉紗麗(註:印度、尼泊爾等國婦女的一種傳統服裝)，走出寧靜舒適的修道院，赤著雙腳來到大街上，走入貧民窟。在這城中她四處尋找、收容她所要服事的對象──窮人中的窮人、最低賤的賤民。 正如她所宣稱的，她要「和世界上貧困中的貧困人群在一起」，她要「服務窮苦中的至苦者」。只因她一直認為，「人活著，除了需要口糧外，也渴求人的愛、仁慈和體恤。今天就是因為缺乏相愛、仁慈和體恤的心，所以人們的內心極其痛苦。」 於是，那些饑寒交迫的人，那些瀕臨死亡的人，那些流膿惡臭的痲瘋病人，那些無家可歸的乞丐、流浪漢，那些流浪街頭的兒童、垃圾堆裏的棄嬰，那些被整個世界隔絕、拋棄的人，那些過著悲慘生活、不幸的人，全都被指引著來到她的收容所，接受她不含施捨意味的服事，和無微不至的照料。 他們感受著她的憐憫，體驗著她的慈愛，目睹著她的座右銘「懷著大愛，從小事做起」，看見她一刻也不停歇地分發食物，護理病人，看顧孩童，為痲瘋病人包紮、清洗傷口，給瀕死者以臨終關懷，握著他們的手，陪他們說話，為他們祈禱，閤上他們的眼睛，讓他們帶著人的尊嚴離開世間。 德蕾莎修女相信真正的奉獻此生，就是走進窮苦的人群，與他們一道承受苦難。因為耶穌說，與哀哭的人要同哭。她無力改變整個世界的黑暗，就努力使自己身邊的地方變得光明，人們從她那佈滿皺紋的臉上，看到了神性的光輝。 馬太福音25:40有這樣一段話：「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這段話一般人把它理解為耶穌教導信徒行善的言辭，但正是這節經文，讓一個女童終身發願幫助底層社會的窮人和邊緣人，使無數活在痛苦和死亡邊緣的生命，因而獲得救助和撫慰。耶穌基督對人類的慈愛和憐憫，也經由這位修女終身對窮人的服事而突顯無遺。 共融於神的愛中 在她看來，作為耶穌的門徒受召服事窮人，就能在窮人不成人形的身軀上觸摸到耶穌；存在於幫助者與受助者的角色之間的圍墻，就在耶穌的介入後遁然無形。不單如此，幫助者更藉著對那受助者的觸摸，得以真實地體會到耶穌基督的存在，以及耶穌基督身體力行彰顯出來的愛。於是這兩者就這樣共融於神的愛中；耶穌基督始終是被高舉、被仰望的中心所在。 德蕾莎修女告訴從世界各地前來做志工的人們，把耶穌的身體與貧窮人割離開來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既是愛的泉源也是力量的源頭。有些人認為這觀點過份美化了窮苦人的境況。但就像她在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演說辭上所說的那樣，窮人是偉大的人，也是可愛的人，他們能教給我們許多美好的東西。而她只是窮人的手臂，是代替世界上所有的窮人去領獎的。 暗夜中的燭光 德蕾莎修女的故事註定了要在大地上流傳，要讓這城這國和整個世界為之動容。加爾各答城內這副忙碌的身影，成為黑暗叢林中的一絲光亮。收容所裏的每一聲祈禱，在千萬人的胸腔裏得到了共鳴。她在暗夜中點燃的燭光，被千萬支的燭光接著點燃，逐漸燃燒成如繁星般輝光熒熒的一大片燭光。 她的追隨者越來越多，不斷有更多的修女來此自願擔任她的助手；世界各地的志工也源源不絕地前來，成為她的幫手。她曾說自己是「窮人的手臂」，之後她感到自己的手臂不斷在延伸，她的收容所開始急速成長，她的服事機構日益擴大，新的服事機構也持續增加，貧病和垂死者收容院、流浪孤兒的露天學校、痲瘋病人收容中心，再後來她的服務對象延伸到埃塞俄比亞的饑民、切爾諾貝利的核輻射者，以及亞美尼亞大地震的災民。 在她辭世前夕，她所創立的仁愛之家已從初期的十二所增至數千所，這個專為「窮苦中的至苦者」服務的機構已遍佈全球。 雖然這個在相當範圍內被黑暗權勢掌權的世界，並沒有因為德蕾莎修女團隊們的努力而改變了多少，但對於修女來說，她最為看重的仍然是任何一個橫躺倒臥於路旁、身上滿佈蛆蟲的垂死者；她不可能丟棄任何一個急需救助的人，她將每一個人都看成是全人類。她深信任何人都蘊含著造物主的創造力，也就是基督的身體。服事他們原本就是她和她的團隊效法基督的方式，是她們甘心因著呼召，繼而服事窮人所要實踐出來的具體行動。 多人的希望 離世之時，德蕾莎修女所創建的仁愛傳教會擁有四億多美元的巨額資產。而這位仁慈天使的全部個人財產，卻只有一雙涼鞋、三件舊衣服，和一張耶穌受難的畫像。 前年八月，是德蕾莎修女的百年誕辰。印度政府特別發行了一枚面值為5盧比的紀念硬幣，這剛好是她初到印度時攜帶的財產總數。時任印度元首發表談話：「身著藍色捲邊的白紗麗的嬤嬤，偕同仁愛之家的修女們成為了一個符號，這符號代表著許多人的希望──年邁者、窮苦者、失業者、病人、臨終者，和那些被世界所拋棄者。」 這段文字讓無數人追懷緬想那個聖潔的名字，和一張佈滿皺紋，卻閃爍著光華的臉龐。

帶著心靈的鐐銬自由地飛翔。 是誰，在那風雨飄搖的時代，潛心躲進書房長年寫作，在人類思想的河流裏盡情遊騁？翻開人類哲學日曆，是誰從不願將自己求索哲學的思想成果寫成哲學理論？只想以文學作品形式表達，但後人卻仍視其為存在主義的先驅？ 又是誰？當國家奉行政教合一 、宗教與國家政權和民族文化結為一體，個人意識被淹沒在群體觀念之中的年代，身為一個基督徒，卻用他那清麗的文筆，激烈地批評國家教會，譴責自己的時代，摧毀一切據稱為牢靠的東西？誰的靈魂終生被憂鬱和不安所占據，通過自身體驗，發現了這種文明時代的通病 ，進而為人類的基本處境及人類精神的健全而苦心焦思？ 虔誠的叛逆者 就是這個人──齊克果，丹麥的局外人，哥本哈根城中的蟄居者，基督徒和神學家。他的時代，是十九世紀上半葉。 對於如今的丹麥來說，在哲學和神學上，齊克果幾乎是這個北歐國家的唯一驕傲。作為十九世紀最純粹的新教神學家，一個信奉基督教信仰的衛士，你很難將他對信仰的虔誠，與他聞名於世的「叛逆者 」形象聯繫在一起。他年少時曾負笈德國，當時歐洲盛行的黑格爾哲學，齊克果的態度是，我要摧毀它──他既不喜歡這位「普魯士國家的忠僕」，也不能認同這種哲學對具體人生的苦悶和痛苦存而不論，更指斥其是「用思想整體來犧牲個 人、使人非人化的哲學」。對於丹麥教會作為國教的至上權威，他竟發出了公開的挑戰──你們違背了基督教的崇高理想，他說，教會當局應當進行懺悔。丹麥人啊！請停止參加官方禮拜，退出教會吧！ 這就難怪了，一部思想史貼在齊克果身上的標籤是：最具反叛性的哲學家、最具懷疑性的神學家。我們通常會認為思想史上的叛徒總是強者。可現在幾乎所有關於齊克果的文字介紹，都將他刻畫成一個從外表到心理都並不怎麼剛強的人──自小體弱多病，先天駝背、跛足，性格憂鬱內向，脾氣孤僻怪異 。那麼，這樣一個羸弱的人，為何體內蘊聚著一股非同尋常的能量，敢於挑戰那強大的正統哲學理論和國家教會？執著於在著述中有意識地對抗時代的主流思潮和傳統？他內心那反抗的火苗，如何能夠騰空而起，進而驚擾時代的夜空？ 答案是，這顆曾經飽受創傷的心靈，在經歷了幾番掙扎和風暴過後，已經長成如橡樹般無懼於時代的風霜雨雪。他試圖用自己的反抗和質疑，去救贖這個貌似文明的世界。儘管生前受盡國人詆毀嘲弄，在他死去的時候其著作也乏人問津 ，其思想不為世人所理解。可是他依然自信：「雖然在我的時代無人理解我，我終將屬於歷史」。 一個寬廣的世界 記得多年前一個秋日的午後，當時正讀碩士的我在大學的圖書館借了兩本書──《懼怕的概念》和《致死的疾病》，一個寬闊的世界徐徐在我面前展開。這兩本書分別描寫了齊克果認為的人類存在論的兩種狀態──焦慮和失望，但他的文字卻沒有流露出驚恐或者頹廢，行文略顯晦澀卻仍不失閱讀的美感和奔放的文思。或許，這與他的人生經歷、生存體驗，和他的「我忘卻了生活的痛苦，我被思想層層包圍」的獨特感受有關。 齊克果的父親是一位篤信宗教的商人，然而這個小齊克果眼中「 最憂鬱的人」帶給家中憂鬱、壓抑的氣氛，加上嚴格的宗教教育，使年少的齊克果戴上了沈重的精神鐐銬，他這樣自白：「從孩提起，我就處於一種巨大憂鬱的威力之下」。他雖成為虔誠的基督徒，卻也在他的內心深處種下了叛逆的種子。 而當時的丹麥連年戰亂，時局動蕩不安，處於民族歷史上的陰影時期。這個可憐的小男孩一邊感嘆「我的出生是犯罪的產物，我是違反上帝的意志而出現於世的。」一邊時常感受到死亡的寂靜正向他周圍逼近，彷彿他的一生都在贖罪，他已別無選擇，除非長大後──成為一個最接近上帝的思想者。 所以我們不難理解，齊克果不僅將焦慮和失望──這兩種情緒視為他自己的獨特體驗，更進一步視為人類的共同命運。他在《懼怕的概念》這本書裏探討了關於「焦慮」的問題，他特別舉出那個著名的亞當與夏娃吃禁果的事例，以此作為人類墮落的象徵，並從這一事件入手，對人類進行深入的心理透視 。讓我們來看看他對人類焦慮的分類：第一，是「無法實現」的焦慮 ，人們因為受到限制，而有不能實現自己的焦慮；第二，是「想要實現」自己，和「害怕實現」自己的雙重焦慮。 為什麼呢？因為在人類墮落之後就會產生焦慮，他解釋說，而後，就會生出內疚，內疚又帶來焦慮，焦慮的極限就是──失望。世世代代人類啊，就這樣在焦慮和失望之間做鐘擺式的徘徊與苦惱。 人類致死的疾病 而在《致死的疾病》一書中，齊克果從自身受苦的生命體驗出發，把失望乃至絕望視為──人類「 致死的疾病」，它對人的折磨簡直就是痛不欲生。齊克果將絕望看成是不接受每個人不想要的自我或者現實，最終失去自我、敗於現實，相當於基督教所講的「原罪」。 再讓我們看看他將世上的絕望層次進行的分類：其一，低層次的絕望在無知的人，一心只知世俗事務，這類人沒有自我意識，不認識自我的永恆性，更不知道自己陷於絕望；其二，另一些人意識到自己為渴望得到某些世俗事務而絕望，但仍沒有自我永恆性的意識；其三，還有一些人開始意識到自我和永恆性，也意識到自己為世俗事務而絕望的軟弱，為此他們也就不願接受這個自己，結果陷入另一種絕望。人類的絕望，幾乎沒有人逃脫得開，哦不，人類致死的疾病──多麼可怕又多麼地折磨人！他嘆息。 我覺得齊克果不像是在作理論研究或是文學創作，而像是一個兢兢業業的精神科醫生，冷靜地向「 身被心囚」的人類送上令人惶恐不安的診斷書。你甚至也可以，將之看成是齊克果對自己生活的回憶和親身經歷的表達。 對他而言，失去了親人、愛情、健康和社交生活，「文字表達」成了一件頂重要的人生大事。而他身為地處歐洲邊緣的丹麥人和家庭社會中「多餘之人」的雙重邊緣身份，和他憂鬱的血液，使得他擁有高度敏感的心靈和解析的能力，和一種憐憫人類的情懷。為了更深探索人類心靈，他離開人群，一個人年復一年在寂靜的書房裏，沈思。 寂寞中有紙和筆相伴，還有文字的言說。他直率地說出了一個可怕的事實──絕望具有普遍性。就好像在醫生眼中的每個世人都有疾病一樣，在精神科醫生或者心靈醫生的眼中──人人皆有絕望。齊克果進一步說，人處於不同的存在層次，就有不同的絕望：感性的人為世俗事務而絕望；理性的人則為拒絕自我，或選擇視絕望為最終的真理而絕望。 這不僅是丹麥人，或是歐洲人的症狀，也是全人類的症狀。既然人類無可避免地生活在「焦慮」和「絕望」之中，怎麼辦呢？齊克果不再用理性的敘述方式，而是以用充滿激情的語調宣告。 靠「信心的一躍」 「信仰是擺脫恐懼和絕望的唯一方式。」因為人的有限和人生的短暫，人總得要面對時常相隨的焦慮與絕望，可上帝為現世的人類預備了通向永恆的道路，人只有靠著「信心的一躍」，跨越看不見底的深淵，進入宗教的層面，才能重獲希望，擺脫絕望。 這一種聲音如此冰冷卻又如此真實，這個人說出了我們生存的真相，也道出了我們突圍的方向。他冷靜的語調在他身後的每一個世代裏迴響著。我常想，假如他活到廿世紀，又會有怎樣的一番思考？我想起了詩人穆旦在 1947年寫的長詩《隱現》中的幾行詩句： 站在這個荒涼的世界上，我們是廿世紀的眾生，騷動在它的黑暗裏。 我們有機器和制度，卻沒有文明。 我們有複雜的感情，卻無處歸依。 我們有很多的聲音，卻沒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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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自由、服務，揭櫫燕大的精神與標的。 中國歷史上很少有像司徒雷登這樣的美國人，一位基督教的傳教士兼教育家，他豐蘊的一生，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宗教、教育、新聞、政治等領域都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 影響近代中國深遠的人物 然而曾經扮演著影響中國近代史的一位重要人物，司徒雷登隨著廿世紀下半葉的時代變遷，幾乎已被湮沒或遺忘在歷史的深處了。直到了08年末，他又重新出現在全球華人的視線中。 1949年8月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在共產黨軍隊攻占南京三個多月後黯然離開中國返美，懷著無奈與遺憾，告別了這個他前後整整生活了56年的國家。2008年11月17日，在他離世46年後，其骨灰終於依其遺囑，從美國運回他的出生地中國杭州下葬，這是他臨終前魂牽夢縈的國度。在他的墓碑上只是簡單地以中英文刻著這麼幾行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碑文雖少，或許這就是對為人謙遜、行事低調的司徒雷登一生的最好寫照。 作為傳教士和神學院教授的司徒雷登，曾以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愛人以德的精神，竭力履行光榮使命，在落後的中國盡心傳佈福音；對中國底層民眾和學生，施以愛心與關懷。身為教育家的司徒雷登，曾為創辦燕京大學奔走呼號，在中美兩國間四方募捐籌集辦學經費，終於建造了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環境最優美的一所大學；我們才知道這位燕大首任校長，為中國培養社會有用人才殫精竭慮，在他哺育下，燕大英才輩出，成為近代中國學術水平最高的教會大學。 任職外交官的司徒雷登，曾傾心於力圖促成國共和談，希冀中國通過和平談判方式組成聯合政府；我們才知道這位戰後美國駐華大使，為建立國府敗退後的中美全新關係，盡了可稱得上是最大的努力。 可以說，司徒雷登參與了動蕩的中國近現代史的長期進程，他的成功和辛勞，曾廣泛地贏得中國人民的尊敬；他的失敗和無奈也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對應著中國社會脈動的感應和深刻的歷史背景。 傳教士兼教育家 司徒雷登一生從事過多項事業，特別是作為教育家，他是成功優秀、深具影響力的。這不僅因為他蓽路藍縷創辦了燕京大學，又主政燕大期間取得不凡成就，更在於他為中國教育，確立了一種全新、切合現代的辦學和教育理念。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國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從血統上說，他是一位純粹的美國人，清朝同治、光緒年間，父母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他11歲時回到美國維吉尼亞州上學，在大學期間受「學生志願國外傳教運動」的影響而轉到神學院，遂立志於傳教。 作為一個生在中國，並對中國懷有深厚感情的美國人，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學看作是自己畢生的事業，認同這所大學是「中國人的大學」。而他創建這樣的一所新大學，是為了可以更好地服務中國。司徒雷登與燕大，彷彿根本就已融為一體。他可謂當時燕大的靈魂人物，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的個人努力之上。這位主持校務工作長達廿七年之久的大管家和主政者(1919-1945)，在當時的燕大師生中受到極高的推崇，而被譽為「燕園之父」。他無愧於這一稱號，乃因為他所確立的「燕大精神」。 成為最有用的學校 他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1933年，明確地提出辦學目標：「我們的目的，是要養成一種合作、建設、服務人群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國家……我們不是要變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學校，也不要成為史上最有名的學校，而是要成為『現在中國』最有用的學校。」目的很清楚，就是強調大學教育是要服務「現在中國」。 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學期間，提倡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則，他保障燕大教職員及研究者，在教學和研究時不受校內外制度和勢力的干預，給燕大學者們一個自由教學、自由討論學術觀點的場所，以無障礙地傳播他們的專業學識。他要求燕大的學生，既要中國化，又要國際化。因此對師生的政治立場不加以干涉。 在北京淪陷期間，燕大選擇了一條最難堅持的道路，既沒有內遷到安全的地方，也沒有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而是堅持獨立的教學理念，為此他甘冒牢獄之災。在他的努力堅持下，燕大校園裏充滿著濃厚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氣，具有很強的學術多元包容性。 司徒雷登校長以自己對中國的熱愛，作中國教育界人士都望塵莫及的工作，取得中國教育界人士都難以望其項背的成就，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可謂功不可沒。堪稱中華民族偉大教育家蔡元培校長外，又一位傑出教育家。 在有關司徒雷登的著述裏有不少他的老照片，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想到司徒雷登在燕大校園裏與學生交流討論、鼓勵他們、專注於學術的和藹可親的樣子，我的心裏總是會心一笑，覺得這才是教育家，一個生命飽滿、無比地熱情、單純、徹底的教育家。 聲譽卓著的教會大學 二十世紀的頭二十年裏，教會大學在中國的發展進入了奮興時期，越來越多的來華傳教士意識到建立教會大學的重要性。由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震驚了中國的知識界，戊戌運動把改革教育作為革新政治的前提，中國興起了廢科舉興學堂的教育改革浪潮。來自國立高等學府的競爭壓力，促使教會大學必須增加完備的實驗室和圖書館，聘請更多更好的教師，從質量上和公立大學抗衡。 這種時代背景下，中國許多教派的大學合併。經過十幾年的談判、聯合，組建成後來的燕京大學。作為一所教會學校，其首要的目的就是傳播基督教，1916年時任校長的Lowry(燕大前身的校長)在會議上談到創辦這所大學的初衷，講到：「這所大學的建立，是為了使四萬萬人民都基督化……中國幅員遼闊，土地肥沃，資源豐富，使它有可能維持這麼多的人口。它將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燕大建在這個大國的首都中，有可能為中國革新做更多的工作。除了傳播福音以外，沒有其他任何方法能比。」 之後接管燕京大學的司徒雷登很清楚燕大的這個使命，便提出了允許學生宗教信仰自由的觀點。司徒雷登認為：「燕京大學的創辦，是基督教事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它不但能為信徒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機會，更能為教會培養工人…。我要求燕大一直保持基督教的風格與影響，但同時要求它不被人看作是宣傳運動的一部分。學校不應該要求學生必須參加禮拜，也不應該強求他們參加其他宗教儀式；既不能在學業上優待信教的學生，也不能在學業上給不信基督教的學生設置障礙。燕大必須是一所經得起任何考驗的大學。」 燕大不強迫學生參加宗教活動，並不等於不為有信仰的學生創造學習和深入研究基督教的條件。事實上，司徒雷登在「保持基督教的風格與影響」方面傾註了大量的心血。這方面最為突出的，當屬燕大的宗教學院。1925年，在眾多教授的倡議下，燕京大學利用在教育部立案登記之際，將原神學科和宗教系合併，組成了宗教學院，並把招生對象擴大到在職的教會工作人員。 作為第一所基督教神學研究院，燕大宗教學院不僅在中國高等神學領域內一直處於領袖地位，而且曾被譽為遠東第一流的神學教育機構。 燕大的基督教社團辦得也有聲有色。早在1919年，燕大就存在著一個忠實履行和貫徹基督教辦學理念的機構──證道團(Apologetic Group)。他們隨即發行了一份雜誌《生命月刊》，以「闡釋基督教義之真理，並促進基督教改革運動」。證道團是燕大的一個核心組織，這個證道團是由北京的十幾位基督教學者針對新文化運動中反基督教傾向而組成的。該組織的宗旨是「一方面證明基督教與時代精神相適應，並為當時代進化的先驅；一方面要坦白的討論教會內部的各種問題，作革新教會的準備。」 燕大的基督徒團契也非常興旺。五四運動爆發後，全國興起了「非基督教運動」，主要以中國知識分子為主力，強調宗教與教育的分離，社會各界很支持。在此壓力下，中國政府頒佈外國人在華設立學校要求，禁止學校以傳播宗教為宗旨，不得以宗教為必修課。因此神學院無法正式併入燕大的組織系統。司徒雷登希望整個校園都能夠彌漫著基督信仰的氣息，於是想出變通的辦法之一，就是設立「燕大基督徒團契」，來對學生傳福音。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燕大校訓的由來有一個典故。司徒雷登剛到燕大工作幾個月後，他與幾位教師同工準備為學校制定一個校訓。他們都是出生在中國的外國人，都認為教會大學應該既能夠涵蓋宗教信仰，又具有科學的精神與方法，及大無畏的探索精神。有人主張採用《聖經》中的經文：「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太20:28, 可10:45，即「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做燕大的校訓。司徒雷登立刻想到第三任美國總統托馬斯•傑弗遜用希臘文鐫刻在弗吉尼亞大學校門上方的一句經節：「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因此把這兩句話結合為一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燕大的這一校訓很快便滲入到學校的各個方面，它不僅見諸於學校的精神生活、學生的出版物、象徵性的圖案和校歌中，更重要的是深入學生的心靈，成為大多數學生的生活準則。他們立志付諸實踐，並把它作為衡量周圍人群的標準。其中一些學生追隨政黨後，還是忠誠地履行這一校訓，為民眾做有益的事。廿世紀上半葉沒有其他任何大學的校訓，能對學生產生如此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司徒雷登奉行寬容的治校態度，提倡教授治校的理念。凡是有才學的學者，不問其個人宗教信仰、政治傾向和學術流派如何，一概誠懇聘請。他說過：「我的任務，是讓老師盡可能自由地、去從事他們的工作。」他全力邀聘當時的中國著名學者、甚至學術大師來校任教，藉以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學術地位。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思想學術界方家名宿，紛紛奔赴燕京大學，造成燕大一時名師雲集。有大師方有高材，燕京大學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燕大的校友在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和學術界輩出賢才而具有深遠影響。 而真正讓燕大開拓國際學術視野的，則是1928年春成立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學社。並設立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與世界一流大學進行各種學術交流。 到了1930年代，當時的燕大已經享譽國際，而躋身於世界一流大學之列，也成為當時中國最美麗和最有成就的大學。畢業生活躍在中國的政界、教育界、宗教界和其他領域。可以說，燕京大學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起著某種程度的示範與導向作用，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為中國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 重振燕京大學的精神 緬懷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學，在我的腦海裏揮之不去的是，一個真正教育家的風範，和大學教育的真諦。這在中國逾半個世紀後已然漸趨式微了。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學的這種躬身力行、實踐出來的基督信仰教育思想，才是最應該被我們後人所記取的，如今當我們感受這位教育家的超拔與熱忱，感受這所教會大學的純真與執著，也希望能使當前中國的教育現狀和基督信仰狀況為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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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吊在喜劇和悲劇之間的深邃笑容。 我喜歡查理•卓別林和他的無聲電影。雖然他的幾部有聲電影也很有名，比如《舞臺生涯》，還有那部譏諷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的《大獨裁者》。一來因為無聲電影需要觀眾屏息觀看，且全心投入，有一種此處無聲勝有聲的妙處；二來卓別林的滑稽形像和豐富的肢體語言，使他更能在無聲電影裏頭縱橫捭闔盡情揮灑，讓他的無聲電影建構出一種讓人著迷的味道。 影壇奇才 確實，作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喜劇家中的喜劇家」，卓別林在無聲電影時期（1880-1920年代）是最有才華和影響力最大的人物之一。這位電影史上的奇才自己編寫、導演、表演和發行他自己的電影。從在英國的大劇院作為孩童演員登臺演出，到他八十八歲高齡逝世，他在電影業中從事了七十多年的生涯。從狄更斯式的倫敦童年，一直達至了電影工業的世界巔峰，他本人也成為了人類史中的一個藝壇偶像。 在那個不堪的時代，1930年代納粹德國宣傳中稱卓別林為猶太人，1940年代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研究也集中在這一點上。這個爭論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當時有關於猶太人在電影工業占支配地位的臆測。卓別林本人生前從未討論過這個問題，也拒絕否定說他是猶太人。他常說，假如他有猶太先裔的話他將為此感到驕傲，因為「所有天才均有猶太血統」。在《大獨裁者》中卓別林大膽地描寫對猶太人的迫害，及生動地寫明納粹主義的醜惡就體現出了他的這個觀點。 有意思的是，卓別林在電影界成名後，在美國出現了許多「最像卓別林的人」的比賽。百老匯喜劇演員鮑勃•霍普曾在一次這樣的比賽中獲第一，卓別林本人卻反在一場這樣的比賽中失敗。更讓我動容的是，在中國歷史一個重要轉折年份的1957年，當他拍完《紐約王》之後，卓別林喪失了拍公開的政治性電影的興趣，他說喜劇演員和小丑應該不政治化，應該「站在政治之上」。卓別林的這句話與中國學者胡適之先生的「對政治採取不感興趣的興趣」簡直有異曲同工之處，讓我在多少個難眠的午夜夢迴時分反覆咀嚼這句話，為之沮喪嘆息而又拍案叫絕。 笑聲中的辛酸淚 毋庸置疑，卓別林留給世人印象最深也是他塑造最出色的角色是一個外貌是流浪漢，內心則是一副紳士氣度、穿著一件窄小的禮服、特大的褲子和鞋、戴著一頂圓頂硬禮帽、手持一根竹拐杖、留著一撮小鬍子的形像 。每次我都被銀幕上卓別林扮演的衣衫襤褸，和表情滑稽的流浪漢笑得前仰後翻。笑聲之餘，自己的內心也跟著主人翁的辛酸遭遇翻江倒海。 最打動我的是他那部自導自演的無聲電影《城市之光》(City Lights)。1930年代，當卓別林拍完這部影片與另一部《摩登時代》之後，此後他轉向有聲電影，留給了電影史上無聲電影的兩部絕唱。一個春日的夜晚我在房間裏又笑又哭地將它看完，從此腦海裏刻下了這部片子的痕跡。 影片中，卓別林演的流浪漢查理從一輛汽車旁經過時，一位賣花姑娘誤以為他從轎車裏出來，必然是一個紳士，就上前來賣花。查理很瀟灑地買了一朵玫瑰，但是姑娘卻失手了，花掉到地上。查理利落地撿起了花朵，可姑娘卻還在地面摸索著。查理恍然大悟，姑娘原來看不見東西，查理的心裏開始產生了一絲同情，想為姑娘做些什麼。 查理偶然之間認識了一個百萬富翁，富翁在喝得酩酊大醉之際答應給他一大筆錢。可當富翁清醒過來，就不認賬了。查理只好去偷，把富翁答應給他的錢偷來，查理被捕了。但是，在他被警察抓住的前一刻，查理鬼使神差般把這筆要治療賣花女的手術費塞給了她。 若干年後，查理從監獄裏給放出來了。他下意識地走到當年遇見賣花姑娘的地點。查理正恍惚間，突然發現她了。她在原地開了一間花店，正在歡快地忙碌著。她也看見他了！賣花女拿著一朵花向查理招著擺著。 查理楞住了，他只有一個習慣性的念頭──逃。可是這一次賣花女，還有奧妙難測的命運，追上了他。 賣花女把那朵花兒別在查理的衣襟上，她輕聲地說了句：「你？」查理默默地點頭，做了一個笑的表情──很酸楚很傷感的笑。 這一抹笑，介於痛苦和喜悅之間，往事如煙塵般繚繞開來。那時，賣花女曾經以為他是擁有名車的富翁。而此刻，盲女奇蹟般地復明，看到的卻完全和她的夢境相反。生活簡直就是悖論：他偷了錢來給她治病，讓她能夠重見光明；可是，她見到的不是光明，而是他髒兮兮、黑乎乎的真面目！這正是他不欲她「看見」的一幕。 演活人生的悲喜劇 《城市之光》被譽為卓別林喜劇才華與情感交融得最完美的一部作品。這部片子的結束部分更被影評家認為是電影史上最偉大的一段表演，卓別林那種含義深邃的笑，把人生況味強烈地呈現出來。 這部影片的結局表現了一種社會張力，既不是喜劇，也不是悲劇，而是懸吊在喜劇和悲劇之間。也許大多數的生活形態總是「懸吊在兩者之間」，而當它一著地，頃刻間就面目全非了。這樣的電影讓人在含淚的歡笑當中找到了知音；讓人情的浩瀚、生活的動盪、命運的無常、生命的虛渺在靈魂深處碰撞和交會。 它的結局讓真相最終浮出了水面，而真相有時是會讓人心寒心酸的，正如那些傷人心魂的悲劇一樣。可是，喜劇卻又常常給人不太真實的感覺，因為世界究其實質因為我們心底的惡受到了咒詛。我們必須有更高的期盼去仰望，去看清世界和人生的本質，不恐懼、不逃避。在我們的人生旅程中也搭起一個舞臺，像是《哥林多前書》四章九節所說：「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在這樣的戲臺上，那位施慈愛的至高者是導演，愛是主題，生老病死是劇本，酸甜苦辣是字幕，讚美是台詞。而我們，要扮演那個滿有同情心、懷揣盼望、在艱難中向世界展現笑容的卓別林。留在世間的，是懸吊在喜劇和悲劇之間的難忘一幕。

神學家，思想家的養成；三一論、救贖論的真義。 奧古斯丁在基督教思想史中是個經常被提到的名字，一千五百多年來，每一個神學院的學生都繞不開奧古斯丁的論述和思想。甚至那些對其個人生活持批評態度的人，也不能否認他在神學領域的學術貢獻。這是一位傳奇式的宗教人物，也是一位讓人很難理解的思想人物。 作為早期基督教會中少有創見的思想家、哲學家，奧古斯丁被尊為「聖徒」。因他對基督教有重要建樹，故被羅馬教廷封為「聖者」，因此他又被世人稱為「聖奧古斯丁」(Sanctus Aurelius Augustinus)。奧古斯丁見證並記錄了曾經輝煌且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走向沒落的社會動盪和戰爭災難的歷史過程；同時也目睹和力促了羅馬異教向基督教轉變的歷史進程。他的學說在其身後八百年內被尊奉為基督教教義正統，對十六世紀以後的新教，乃至西方文化的發展產生著巨大影響，同時也在基督教世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殊榮，影響整個東西方教會，尤其對西方教會影響更深。 奧古斯丁的生平 奧古斯丁出生於公元354年，相當於中國的東晉時期。他出生於羅馬在北非的領地薩加斯特附近的小鎮塔加斯特城(Tagaste, 現位於阿爾及利亞境內 )，一個不太寬裕的羅馬化的柏柏爾人家庭中。奧古斯丁是家中的長子，父親名叫巴特利亞烏斯，不是基督徒，是羅馬的稅吏，是個懶惰、不上進的人，而且貪戀物慾，到臨終前才歸信基督教。母親莫尼卡(Monica)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比父親小25歲，被後世尊為基督徒婦女的典範。她溫柔賢良，以「忠貞事夫，孝順事親，誠篤治理家政，有賢德之稱」，記載於有關文獻。 奧古斯丁並非一出生就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而是歷經一番磨練。他在13歲時進入烏拉市學習雄辯術，14歲在馬道拉城就學，16歲前往迦太基就學，同年父親過世。17歲時與一鄉下女子同居，18歲生有一子阿德奧達徒。奧古斯丁的少年時代才華橫溢，但放蕩不羈。19歲那年，奧古斯丁受斯多亞學派影響，引發他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心，旋即接受摩尼教善惡二元論的信仰。 奧古斯丁20 歲時完成羅馬帝國規定的三級制教育學業，22 歲在迦太基教授雄辯術，26 歲寫了第一篇論文《美與均衡》。 他在29 歲時與摩尼教主教作神學辯論，發現這位主教徒具口才，沒有真才實學，無法解答他的疑問。後來他受新柏拉圖主義鼻祖普羅提諾的影響而放棄摩尼教。30歲那年,他跟米蘭主教安波羅修學習天主教信仰與神學。奧古斯丁在研究了各種宗教與哲學後有心信奉基督教，32 歲時生命有了悔悟，33 歲受洗禮。後來他回到北非，成為北非有名的基督徒。公元391年，37歲的奧古斯丁接受希波基督教會的推選成為神父，公元396年42 歲升為希波主教。他的宗教生涯長達卅五年，直到公元 430 年，76 歲時死於汪達爾人兵臨希坡城之際，一顆思想者的心臟才停止了跳動。 重要著作 奧古斯丁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歷時13年寫成的巨著《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主要論述了神聖的照管及人類的歷史，提醒神的國度是屬靈且永垂不朽的，不是這世界上任何一國能夠取代的。這本書在塵世間構建出了兩座城池，一座是地上之城，一座是上帝之城，他在對比這兩個城從起源到結局的過程中，對人類的群體生活有深入的討論，也建構了基督教的歷史觀，被譽為是一部有關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全部基督教歷史綱要。 奧古斯丁大約在45歲時開始寫他著名的《懺悔錄》，出於虔誠的信仰而向上帝傾訴悔改謝恩之心，以「一個人的生平故事代表了所有人類喪失方向感的故事」，與法國盧梭、俄國托爾斯泰的同名著作並稱為世界三大思想自傳，也是西方文學史上的第一部自傳。 在《懺悔錄》中，奧古斯丁描述自己如何在內心掙扎到極點時，突然受到上帝的引導，克服了心中的猶豫而下定決心歸依基督教。在他生命中有兩位重要的人物，深深影響了他的屬靈生命，一位是為他流淚禱告達31 年之久的母親莫妮卡，另一位是米蘭的主教安波羅修，他們將奧古斯丁引到基督的施恩座前，使他經歷到徹底的悔改。 公元382年的一天，奧古斯丁在主教的花園中散步，忽然聖靈催逼他回頭，對著他的心靈呼喊著：「要等到何時呢？何不就在此刻，結束污穢的過去？」此時他恰巧聽到鄰家兒童的讀書聲：「拿起來讀，拿起來讀。」於是他拿起身邊的新約，讀到羅馬書13:13-14的話：「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自此以後他便歸向基督，靠著神的大能戰勝過往的罪惡，並於次年受洗。 從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中，我們可以看到母親對他的影響，也可以看出他與母親的關係，奧古斯丁說自己的個性中，有很多母親的影子，而且說話的方式也像她。母親出生在一個基督教的家庭，受傳統非洲基督教的教導和訓練，過著純樸的生活，謹守安息日。這位母親深深地相信，良好的教育能使自己的兒子成為一個更好的基督徒。 在奧古斯丁的回憶中，他早期的生活與他母親息息相關。他說：「她喜歡我與她在一起，就像其他母親，但她比其他母親更加地渴望。」奧古斯丁說不論她的哪一個孩子離開時，她都好像要承受一次分娩之痛。 28 歲那一年，當奧古斯丁要坐船到羅馬時，他不敢面對身後的母親，他寫道：「說到她對我的愛，我無話可說。我也能感受到，她再次承受分娩之痛，而且比她肉體生我時更痛苦……」 奧古斯丁在神學和哲學上的主要貢獻是關於基督教的哲學論證。他改造了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思想，以便服務於神學教義，賦予上帝的權威於絕對的基礎上。 奧古斯丁的三一論 奧古斯丁論述上帝(即神)創造了一切，在上帝創造一切以前，一切都不存在，包括時間。而對上帝來說，祂是獨立於時間以外的絕對存在，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對上帝來說都是現在。 奧古斯丁把靈魂分為記憶、理智和意志三種官能，同時認為這三者是統一的，也就是靈魂是統一的。他在自己的第三本書《三位一體論》中強調一神真理，認為神是三位一體，父、子、聖靈雖有別，但共有一體，本質上是一。奧古斯丁以神的本性作為討論三一神的基礎，他的正統三一論是以聖經為本，發展出神是絕對存有，單一不可分的觀念。 奧古斯丁非常堅持三一聯合的關係，神不變的屬性或本體是三而一。因此他非常堅持三一聯合的關係，強調神本性合一會有幾個後果，聖父、聖子、聖靈並非分開的個體。祂們的本質相同，位格相依而不離散。神的所有本性應用單數表示，因本性是獨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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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給人類希望，生命給人類自由。 生命給人類自由，飛吧信心的翅膀 人類自古就無法抗拒「自由」的魅力，西方文明一直以來從各個角度論述什?是「自由」。探究起來，西方思想史的自由概念主要經由哲學家和神學家來推動，但大致說來基督教神學家的自由思想，對人類起了更深的影響。當我們凝視基督教思想史那條睿智的長河，若論及對近代基督教及我們現代人影響最大的神學家，無疑要數十九世紀上半葉丹麥的齊克果。 與我們耳熟能詳的其他基督教神學家像聖奧古斯丁、安瑟倫、阿奎納、馬丁路德等人不同的是，齊克果並不算是一位建構體系的神學家，他也從未擔任過專職傳道人，甚至他竟始終對當時的基督教會持切中要害的批判立場。可是因為齊克果作品裏表現出來的哲思，使他成為哲學家們最為看重的近代神學家，一位以懷疑著稱的神學家。這個著述頗豐的人，在他死去的時候其思想還不為世人所理解。但在一個多世紀之後，歷史還了他公道──他的思想成果被認為是診治人類精神領域問題的良方。 與大師相識相知 多年前我在大學的二樓圖書館裏被一本書深深吸引，書裏面的一段話語讓當時處於失意的我如飲甘泉：「我的生命開始於一種令人驚駭的憂鬱，這種憂鬱早在我童年時就已驚惶失措於它最深的基底。我不敢相信我能消除我本質中這個根本的悲慘困窘，在這種情況下，我攫取了永恒，並極度幸福地確定：上帝的確就是愛，即使我必須在整個生命中承擔痛苦。」接著還有一段：「人類的非凡之處就在於選擇，也就是自由。而關鍵是要找到對我而言是真理的真理，找到我願意為它而活、為它而死的觀念，我會透過內心最深的熱情去攫取，並且將它緊抱不放。」書的作者是一個我陌生的名字──齊克果。 我就懷著這樣的驚喜和感動闖入了齊克果的世界，我們相遇在我的大學圖書館的書架面前。好似經過了很多年的相識相知，這位上兩個世紀的基督徒喚醒了我一個深埋於心的長久疑惑，也重燃了我一度冷卻的熱情。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我發現了根除憂鬱尋找真理的路徑方法。離開圖書館時，我的書包裏多了兩本新借的書──《懼怕的概念》和《致死的疾病》。 焦慮與失望的根源 在這兩本書中齊克果從自身被悲慘的憂鬱侵襲的經驗出發，描寫了他認為的人類本體論的兩種狀態──焦慮和失望，他不僅將這兩種情緒視為他個人的命運，而且特別理解為人類的基本處境。 《懼怕的概念》從理論的層面來談關於焦慮的問題，齊克果研究的焦慮與他的墮落學說相聯繫。他用有關亞當與夏娃吃禁果的事件作為墮落這個符號的說明，並以這一事件入手對人類進行深刻的心理透視。 他將人類的焦慮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無法實現」的焦慮，因為受到限制，而有不能實現自己的焦慮；另一方面，是想要實現自己和害怕實現自己的雙重焦慮。人類墮落之後就會產生焦慮，而後會生出內疚，內疚又帶來焦慮，焦慮的極限就是失望。當人的精神與物質相衝突時，由於人的精神有限，人體驗到在他自己之中的衝突，於是有了想要擺脫自己的想法卻又無法如願以償的焦慮。 在《致死的疾病》一書中，齊克果把失望乃至絕望視為人類「致死的疾病」，它的折磨實在是求生無望卻又求死不得。他理解的絕望是不接受自己不想要的自我，最終「失去自我」，類似於基督教所講的原罪。最低層次的絕望在無知的人，一心只知世俗物事，這類人沒有自我意識，不認識自我的永恒性，更不知道自己陷於絕望；另一些人意識到自己為渴望得到某些世俗事物而絕望，但仍沒有自我永恒性的意識；還有一些人開始意識到自我和永恒性，也意識到自己為世俗事物而絕望的軟弱，為此他們也就不願接受這個自己，結果陷入另一種絕望。 齊克果直率地說出了一個可怕的事實──絕望具有普遍性，正如在醫生眼中人皆有病一樣，在心靈醫生眼中人皆有絕望。人在不同存在層次也就有不同的絕望，感性的人為世俗事物而絕望，理性的人也就為拒絕自我，或選擇視絕望為最終真理而絕望。 信心的跳躍 既然人類無可避免地生活在「焦慮」和「絕望」之中，怎?辦呢？齊克果甩開理性的思維方式，轉而用激情的語氣說，信仰是擺脫恐懼和絕望的唯一方式。人只有靠著「信心的一躍」跨越不見底的深淵進入宗教的層面，相信在無限的神中凡事皆有可能，才能使人重獲希望重新攫取平安。為了掙脫命運的無情操弄，人必須藉著決心，也就是齊克果宣稱的「信心的跳躍」，以內心的熱情轉向上帝，從而擁抱真理獲得真正的自由。 我們看到齊克果關心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人生問題。因為人的有限和人生的短暫，人總得要面對時常相隨的焦慮與絕望。可是上帝給人類許諾了永恒，為現世的人預備了通向永恒的道路。人活一生，就是為了找到上帝的路標，沿著它走向永恒的樂園。這是人在世的任務，一個艱巨的任務，因為那「信心的一躍」既是一個意志的行動，也是驚險的一躍、艱難的一躍。 真自由的降臨 於是當戴著重重精神枷鎖的我們向著信仰縱身一躍，也就實現了齊克果關於自由的定義──「自由就是緊緊抓住可能性（上帝、真理）」。上帝給人類以希望，真理給人類以生命，生命給人類以自由。當赤裸的生命向著上帝敞開的瞬間，自由便降臨了。 作為探求自由概念和人生真理的思想家，齊克果在一板一眼的思考之外始終有種近乎瘋狂的激情。可是幸好，這種激情源自靈魂的呼喚，始於生命中恐懼的折磨和絕望的纏繞的長久體驗。我經常想，雖然他的時代已離我們遠去，但是不管你有沒有找到你的信仰，他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引路人，他會把你指引到一個通往生命家園的地方。那裏有自由，只要你願意將你的心安上信心的翅膀。